18 世纪的小县城有个女人要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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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郯,读作 tán,在字典里除了指代郯城这个地名之外,别无其他含义。这意味着郯城这个地方是古老的,古老到在汉字尚处在发展阶段、尚需要造新字来给新事物命名的时候,已经有规模不小的人类生活在这里。春秋时期有以该字命名的诸侯国,秦统一六国后,在这里设郡,名为“东海郡”。

  衰落不可避免,如今,它已经籍籍无名,以至于这次许知远能够想到郯城这个地方,还是因为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一本以郯城为背景的著作《王氏之死》——史景迁所着力刻画的,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图景究竟是怎样的:饮食男女,欲望与规训、生命的激情与庞大的伦理制度之间的冲突。

  而这些,并不会被时间所冲淡,读着这些几百年前的故事,你我依然可以从中解出当代世界人类生存境况的真相。

  我觉得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一生中有机会去这样的小城。想起它是因为一本书,这本书我很多年前就读过,现在偶然间又翻起来。作者史景迁,我最爱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写过好几本关于中国的、非常优秀的著作。

  小说《王氏之死》(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同样出自他手,这本小说的背景就是以郯城展开的。小说描绘了在充满动荡和饥荒的 18 世纪,这座小城里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是怎样继续他的日常生活的。

  尽管这本小说名为“王氏之死”,但其实“王氏”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人,他只是借现实中这么一个人的模糊的故事,来重新构建一个 18 世纪中国的日常景象。这也是史景迁非常典型的一种创新。我觉得对他来说,比起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和对时代情绪的捕捉——通过对琐碎的东西,对日常细节的描述来重现那个时代的场景。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所能够采用的资料太少了——只有郯城的县志,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记载。所以他就引用了当时一些文学家的描述,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来重现当时郯城人的日常生活。

  我很喜欢他这种叙事方式。他在开篇的前言中是这么写到的,我稍微念一下,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的背景是 17 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具体位置是山东省的郯城县。大部分情节于 1668 年到 1672 年间发生,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农民、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官方关系来帮助,也没有有力的亲属组织去投靠。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第一项,牵扯到土地的耕耘和从地上征收的赋税;第二项,一位寡妇保护她的小孩和遗产的企图;第三项,由一次地方争斗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再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

  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是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的。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我刻意让这些故事保有乡下风味和地方色彩,因为过去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广大的地理区域和极长的时间内搜集证据。这一过程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失去个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当人们真正从事地方性研究时,他们的焦点并不集中在乡村地区自身,而是因为那些地区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例如那里曾经出过多少有才气的人,或者是当地曾被叛乱事件的凶残所荼毒,再不就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的利益和多样性,以及世界组织的历史复杂性。

  然而郯城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县城。他在 17 世纪没有产生杰出的人物,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不足,虽然灾祸不断,当地居民却没有叛乱。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然而还是有些资料四散各处,我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试着钻探出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小路。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史景迁风格,他像一位历史侦探一样去侦探到往日的细节。他说得没错,我们近代史学的很多革命的确跟那些特别详细的资料的发现有关系。我觉得年鉴学派就是依靠那些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教会史料来做出很多崭新的研究、重构一些崭新的生活。

  但中国的历史记载总是那样的草率,它们更像是一个个道德故事:我们在里面记着的总是那些贞节烈女,是那些有名的读书人的故事,和那些道德惩戒的故事。今天我读的是当时的县志对于女性的描述。有趣的是,尽管道德规范如此严苛,尽管在对贞节烈女那样的推崇之下,在真正的日常生活里(比如像蒲松龄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幽默,和诙谐调笑。蒲松龄在这种意义上真的不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

  今天我推荐的这歌和这本书非常不搭,Lamb Chop 的《 Is a woman 》——我怀疑以前是不是分享过。你们听听这个歌词就会喜欢,这个调子也会喜欢,非常颓废而浪漫,像私奔一样。或许跟这本书中的王氏也有相关之处,王氏尽管生活在那样严格的道德框架之下,却想去私奔,她一定也是一个浪漫的女人。

  冯可参在《郯城县志》传记部门所书写和征集的记忆,要求的是最高标准,并宣称代表了最高标准。对女性而言,较男性来得更为真实,而这些“贞妇烈女”传记的传播,是地方贤能之士将心目中正确的女性举止,强加在他人身上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所谓的正确举止,一般是就女性对丈夫而言。因为五十六篇印于 1670 年代的郯城女性传记,只有三篇是关于未婚女性的,而这三位中,又有两位是已订婚并准备结婚的。

  必要时甚至以死相从。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杀,其中十三位自杀的动机是忠于过世的丈夫或避免遭到强暴,因为强暴会让先生和太太一起蒙羞。相对于黄六鸿严厉批评的为复仇或出于愤怒而自杀,这些自杀在道德上被视为“正确”,因为它们显示出女性对丈夫的高度尊敬。

  时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所著回忆录,史景迁所著《王氏之死》以此书为主要参考材料之一

  妻子必须忠于丈夫,一种强烈的坚持,甚至适用于订婚而未结婚的女性。另一位刘氏,未婚夫张寿在婚礼完成前过世,刘的父母偷偷安排,把她许配他人,她“截发毁面”,发誓永远忠于应该成为其夫君的人。她坚持侍候张的父母,当他们是公婆一样,并终身和他们过着简朴素食的生活。

  更严厉的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的传记所述,她跟未婚夫刘某的家人,一起住在郯城北方的望天社。这种安排在当时非常普遍——年轻的女孩可以得到食物和保护,未来的婆婆则得到额外的帮手打理家务。但在 1651 年正式的婚礼举行前,刘遭人毁谤,说他和寡嫂有染。出于澄清名声及证明自己的清白等冲动的想法,他把自己给阉了。他的父母和年轻女孩的父母都表示婚约如今已不成立,因为“刘已废人”。他们安排一门新的亲事,但当新丈夫被召来时,年轻的女孩借口说在接待他以前,必须先沐浴净身,于是关上门,投缳自尽。

  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生还者和年轻的子孙辈来说,最冷酷的故事必定是环绕在 1643 年清军掠夺它们的城市时。正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最典范的案例。登录在《郯城贞烈传》中的女性,最少有九位的丈夫是那年被清军杀死,《县志》中也描述了其他四位烈妇如何结束生命。

  其他一些人幸免遇难:徐氏被部队捉住并受了伤,但她设法跟六岁的儿子逃了出来。当士兵杀了杨氏的丈夫和婆婆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公开为他们举行葬礼,士兵们也任由她去做。高氏在军队杀害了她丈夫和年纪较大的孩子们后,抱着五岁的儿子从城墙上跳下。她向东逃逸,在尝试度过沐河时,差点淹死,不过被当地村民救起,并给她和男孩一个栖身之所。

  蒲松龄在一篇叫做《张氏妇》的短篇故事中,对这些女性的勇气致上自己的敬意。蒲松龄在后面附上一段简短的评论,“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对于蒲松龄的清朝编辑者来说,这个故事显然太没有遮拦,所以他们在故事集附则时将其删除。对当时人而言,这些蒙古人分明就是满洲人。这个故事因此接近谋反,但在其他许多故事里,蒲松龄让他的故事里面对的不是外来的蹂躏者,更是其他更复杂的社会挑战。

  有一个叫宗湘若的读书人,在秋日的外面巡视田地,在一处禾稼茂密的地方看到作物剧烈摇动,他感到很困惑,于是沿着田畦前往一探究竟,发现一对男女正在野合,他大笑着往回走,但是那个男的很尴尬,束起腰带匆匆地跑走,女的也站了起来,读书人仔细端详,发现她非常可爱,被她吸引,很想自己也能跟她媾和,但是他对在乡间野地做这种事感到羞耻。他走进她,掸掉她身上的泥土问到,你喜欢在乡间幽会吗?女子微笑不答。

  宗湘若把她身体拉向前,解开她的衣服,女子身体光滑如纸,他上下齐手摸了几遍,女的微笑道,你真是个腐朽的秀才,你要想怎样就怎样,为什么这么轻狂地乱摸。他问她的名字,她回答说,我们春风一度就各奔东西,你何必费神细究,难道你要记下我的名字,替我立一座贞节牌坊吗?他说到,在乡间草路上野合是山村养猪的奴才做的事,我不习惯,像你这样的丽质佳人即使与人私会也应该自重些,为何这样糟蹋自己。女的似乎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所以对她说寒舍离此不远,请你光临和我共渡良辰。女的被这种求婚方式降服,当天晚上,两人在他家舒适的环境下发生关系。

  蒲氏对各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离婚细节,像是家庭中的报复、背叛、挫折,文人的同性恋,以及丑女特有的问题也有同样的兴趣。像他在一篇故事《夜叉国》中的结尾说的“夜叉夫人,亦所罕闻,然细思之而不罕也;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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