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重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

  虽然和那些著名的旅游城市相比,这些小地方总是略显单薄,但关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其实可以借由文字,去知晓或是以另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抵达——它们不该被遗忘。

  今天我们要前往山东的另一座小县城,郯城。想起它是因为一本书——《王氏之死》。作者是史景迁,我最爱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其实还写过好几本关于中国的、非常优秀的著作。而《王氏之死》就是以郯城为背景展开的,小说讲述了在充满动荡和饥荒的 17 世纪,一个小县城里的人,一个普通中国人,是如何继续日常生活的故事。

  尽管这本小说名为“王氏之死”,但其实“王氏”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人,作者只是借现实中这么一个人的模糊的故事,来重新构建 17 世纪中国的日常景象。这也是史景迁非常典型的一种创新。我觉得对他来说,比起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和对时代情绪的捕捉——怎么样通过这种琐碎的东西以及对日常细节的描述来重现那个时代的场景。因为他能够采用的资料太少了——只有郯城的县志,以及当时的一些零星记载,所以他引用了当时文学家的一些描述,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来重现当时郯城人的日常生活。

  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叙事方式。他在开篇的前言中是这么写的,我稍微念一下,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的背景是 17 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具体位置是山东省的郯城县。大部分情节于 1668 年到 1672 年间发生,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农、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官方关系来帮助,也没有有力的亲属组织去投靠。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第一项,牵扯到土地的耕耘和从地上征收的赋税;第二项,一位寡妇保护她的小孩和遗产的企图;第三项,由一次地方争斗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再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

  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我刻意让这些故事保有乡下风味和地方色彩,因为过去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广大的地理区域和极长的时间内搜集证据。这一过程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失去个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当人们真正地从事地方性研究时,他们的焦点并不集中在乡村地区自身,而是因为那些地区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例如那里曾经出过多少有才气的人,或者是当地曾被叛乱事件的凶残所荼毒,再不就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的利益和多样性,以及世界组织的历史复杂性。

  然而郯城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县城。他在 17 世纪没有产生杰出的人物,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不足,虽然灾祸不断,当地居民却没有叛乱。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然而还是有些资料四散各处,我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试着钻探出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小路。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史景迁风格,他像一位历史侦探一样,去侦探往日的细节。他说的没错,我们近代史学的很多革命的确跟那些特别详细的资料的发现有关系。我觉得年鉴学派是依靠那些遗留下来的大量教会史料才做出了很多崭新的研究,重构了一些崭新的生活。

  但中国的历史记载总是那样的草率,它们更像是一个个道德故事——我们记住的总是那些贞节烈女、有名的读书人或是那些道德惩戒的东西。今天我读的是当时县志里对于女性的描述。有趣的是,尽管在这么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下,对贞节烈女那样的推崇之下,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却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幽默,和那种诙谐可笑。

  ▲时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所著回忆录,史景迁所著《王氏之死》以此书为主要参考材料之一

  冯可参在《郯城县志》传记部门所书写和征集的记忆,要求的是最高标准,并宣称代表了最高标准。对女性而言,较男性来得更为真实,而这些“贞妇烈女”传记的传播,是地方贤能之士将心目中正确的女性举止,强加在他人身上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所谓的正确举止,一般是就女性对丈夫而言。因为五十六篇印于 1670 年代的郯城女性传记,只有三篇是关于未婚女性的,而这三位中,又有两位是已订婚并准备结婚的。

  必要时甚至以死相从。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杀,其中十三位自杀的动机是忠于过世的丈夫或避免遭到强暴,因为强暴会让先生和太太一起蒙羞。相对于黄六鸿严厉批评的为复仇或出于愤怒而自杀,这些自杀在道德上被视为“正确”,因为它们显示出女性对丈夫的高度尊敬。

  即使先生在地方上不再拥有良好的声名,这些自杀仍为人称赞——从高氏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位女士前往探视病笃的丈夫,后者因谋杀罪系狱。在牢里她企图用缠脚布吊死自己和先生,她的企图被狱卒挡下来,并不许她再探监,她只好到城隍庙,向城隍祝祷道:“妇人从一而终,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独生?妾志定矣。与其身殉于终,孰若断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鉴之。”于是她在城隍庙的廊下上吊自杀。这些自杀事件,不限于受过理学忠贞思想洗礼的士族成员:在丈夫因病过世后自杀的刘氏,是木匠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个农场工人;另一位则嫁了一位在李家庄和莱芜镇之间买卖往来的小商人。

  妻子必须忠于丈夫,一种强烈的坚持,甚至适用于订婚而末结婚的女性。另一位刘氏,未婚夫张寿在婚礼完成前过世,刘的父母偷偷安排,把她许配他人,她“截发毁面”,发誓永远忠于应该成为其夫君的人。她坚持侍候张的父母,当他们是公婆一样,并终身和他们过着简朴素食的生活。更严厉的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的传记所述,她跟未婚夫刘某的家人,一起住在郯城北方的望天社。这种安排在当时非常普遍——年轻的女孩可以得到食物和保护,未来的婆婆则得到额外的帮手打理家务。但在 1651 年正式的婚礼举行前,刘遭人毁谤,说他和寡嫂有染。出于澄清名声及证明自己的清白等冲动的想法,他把自己给阉了。他的父母和年轻女孩的父母都表示婚约如今已不成立,因为“刘已废人”。他们安排一门新的亲事,但当新丈夫被召来时,年轻的女孩借口说在接待他以前,必须先沐浴净身,于是关上门,投缳自尽。

  这类故事保留在活生生的记忆和书面记录中。1671 年,还有很多活着的人可以向当代人传达过去的牺牲:王氏的公公七十多岁;曾经做过社长的郁纯已经九十岁;范寡妇八十一岁,她的传记显示在 1615 年大饥荒时,她已经生了儿子——当时人“或数十文钱,郎鬻其妻,一二馒首,郎鬻其子”——并在 1622 年,白莲教叛徒诱使许多郯城人送命时,变成寡妇。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生还者和年轻的子孙辈来说,最冷酷的故事必定是环绕在 1643 年清军掠夺它们的城市时。正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最典范的案例。

  登录在郯城贞烈传中的女性,最少有九位的丈夫是那年被清军杀死,《县志》中也描述了其他四位烈妇如何结束生命:谢氏和田氏嫁了两兄弟而住在一起,当部队接近时,他们在同一根梁上用自己的腰带上吊而死,一个二十四岁,另一个二十岁。何氏在五年前,丈夫过世,成了寡妇。她企图带着六岁女儿逃跑时,被士兵捉了个正着,她反抗不从,士兵用刀击之,她突围而出,投入井中,双手还怀抱着女儿。第二天,邻居听到小女孩的哭声而救了女儿一命,不过何氏已经身亡。当部队掠夺屋外的房间时,陈氏正和八岁的儿子在自宅的中庭等待。她的丈夫已经前往城里某处,想在兄弟的协助下,把母亲带到平安的地方,陈氏和儿子相泣于中庭,士兵进入房间,把她拖到房门,带到屋外,她奋力挣扎,对他们大吼、咒骂。当他们把她拖过大门丢在街上时,她依然不停咒骂,因此遇害。

  今天我推荐的这歌和这本书非常不搭,Lamb Chop 的《Is a woman》——我怀疑以前是不是分享过。你们一听,就会喜欢上它的歌词和调子,非常的颓废而浪漫。其实很像这本书中的王氏,尽管她生活在那样严格的道德框架之下,却仍想去私奔,由此可见应该是一位非常浪漫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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