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田:怀念贾熟村先生

  贾熟村先生是中国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我和贾熟村先生相识37年,有一段时间在贾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贾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有关先生的往事至今仍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一是贾先生对后学的关爱带给人温暖。1987年1月22日,贾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所里分牛肉(大约五斤),我帮您领了一份,放在办公室窗外。天气太暖,怕坏,望及早取回加工,以免浪费。

  读过这封信后,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贾先生当时是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同在一个研究室,为什么还要写信?一是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我家里没有安装电话,所以不能用电话直接告知;二是我那时住在西直门外的昌运宫社科院宿舍,离研究所比较远,每星期只来所一次,即便来了,有时还要在外办些事情,因而和研究室的人见面机会不多;三是我的办公室在六层,贾先生的在三层,研究室如果不事先通知开会,我一般不去三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贾先生给我写了信。

  贾先生长我13岁。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对于本室年轻同志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除了学术上的帮助,在生活方面也是体贴入微。我是一个出学校门,进学校门,再进研究所大门的人,在阅历上缺乏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在人际交往上也缺乏处理各种关系的经验。贾先生的这封信,反映了近代史所老同志对后学的关爱,正是这种关爱使我感到分外温暖。

  我曾想,就学术研究机构而言,给人以温暖的,可能会有很多方面,而对后学的关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关爱后学,体现的是老同志的精神风范,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责任。学术总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完成和发展。再知名的学者,也会有局限性,包括个人认知的局限、社会和时代提供条件的局限等。因此,培养后继学术人才,保证学术继续发展,就成了老同志的一种社会责任。而关爱后学,正是这种社会责任的传承。贾先生的这封信,体现的正是这种关爱精神。

  二是贾先生办事的认真态度。这里讲两件事。第一件事,1982年至1988年间,罗尔纲先生和王庆成先生任主编,编辑《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这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委托的任务,属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丛书系列之一。我当时是编辑组成员。大约是1985年秋的一天,贾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有没有这一项目的相关资料。我从书柜里找出来后交给贾先生,还问:“您看是不是这本?”贾先生点了点头,随后给了我一张借条,上面写着借的资料名以及“贾熟村”三个字,最后是年月日。我当时有点发愣,便说:“您都把借条写好了,不需要啊。”贾先生却认真地说:“还是按规定办事好。”我只好接过借条,放进书柜。几天以后,贾先生把资料还了回来,我也把借条交给了贾先生。

  第二件事发生在1994年夏的一天。一位在北京市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同学找到我,希望帮他们把把关,看看编好的地方志稿有没有问题。我想,这是一部东城区的地方志,记载的是一些地方上的事情,一般人不怎么了解,所以开始有些犯难,怕不能胜任这一工作。那位同学却说:“你别看是东城区的地方志,涉及的问题有许多都是国家大事,所以请你们把把关。”后来我和那位同学商定:史志稿1644—1839年的部分由我看,1840—1949年的部分,我推荐给贾先生看。我找到贾先生说明情况后,生怕贾先生推辞,所以再三强调是帮同学的忙。把地方志稿交给贾先生后,我又说了一句“不过是帮他们把把关,看看就行了”,意思是不必看得太细。谁知半个月后,在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贾先生竟然提出书稿中存在几十处不准确的地方。我的同学连连表示感谢,参加讨论会的地方志办公室其他同志也赞声不绝,都说还是老专家看得准,值得信赖。

  三是贾先生治学的开拓创新、宽广视野和活到老研究到老的可贵精神值得钦佩。第一是研究的开拓创新。贾先生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太平天国史。在先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有近1/3的内容与太平天国有关。代表作《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贾先生早年在郭沫若同志领导下,与王戎笙、何龄修、龙盛运等合著的一部专著。该书写作历时十余年,出版后深受同行重视。先生的另一部代表作《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40余万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更反映了先生在研究学问中的开拓创新精神。199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4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先生出版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一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该书通过对中央政权、地方势力、经世派、洋务派的分析,揭示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各派的政治思想特征、相互关系、发展变化及历史作用。强调指出研究太平天国史不能不研究它的对立面——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该书推动了对晚清地主阶级的研究,颇具学术价值。

  第二是研究的宽广视野。先生的研究领域,不仅局限于晚清政治史,还包括北洋军阀史。先生的这一研究,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合理顺延,因为北洋军阀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发迹于晚清时期,如梁士诒、曹汝霖等。不过众所周知,北洋军阀是民国时期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没有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他们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因此,北洋军阀史和晚清政治史实际上属于两个研究领域。贾先生在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如著有《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约20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先生书中所说的交通系,指的是以梁士诒、曹汝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重要群体,它既是一个金融财团,又是一个政治派系,是中国近代出现并旋即覆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第二代。贾先生在书中,系统论述了交通系的形成、演变以及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和作用,并对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作了详略不等的介绍。贾先生还著有《曹汝霖传》(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据姜涛同志回忆,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曾说:贾熟村《曹汝霖传》是一本通俗小书,写成那样,使人感到深入具体,不妨一读。由此也可看出贾先生治学的深厚功底。

  第三是活到老研究到老的精神。贾先生一生专注学问,从27岁发表论文(《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问题》,2万余字,《历史研究》1957年8月),到88岁还发表了两篇论文(《赫德与晚清中外关系》,《东方论坛》2018年第2期;《冯玉祥与浙籍政治人士的交往》,《嘉兴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体现了一位学者孜孜不倦的精神风貌。据不完全统计,贾先生退休后的27年里,出版学术著作5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总字数近200万字。贾熟村先生的高贵品质和勤奋治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文章来源:《社科院专刊》2019年5月24日总第480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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