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纲 上下册怎么样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12日 10 版)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的宏大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30年代以降,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类编年巨著。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继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今人论及郭氏史学贡献,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综计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等书同属编年系事性质,也在所谓“年代学著作”范畴内。王尔敏归纳乃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可以说,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1918年考入开封二中,后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只好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开始做读书笔记,并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北洋时期军事繁兴,郭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 在东大最初两年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他大三时,罗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时值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训练,在搜集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 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中国近代史”。1930年离开清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资料,“近代中国史长编”得以不断充实内容,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下迄至民国20年代。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写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当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规模,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张朋园后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无论如何,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 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还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长(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其性质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罗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此文作为“引论”收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撰写《近代中国史》时,除了排比史料,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以使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充斥“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郭、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皆多所共鸣。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郭常以李白诗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郭还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认为历史不可分,不仅时间有连续性,空间亦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此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 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视史志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认为是一种“极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归纳“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标准,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郭常向学生灌输“勤动笔”的观念,“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进行研究,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这一观念对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影响。 李恩涵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刘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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