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276年苗民起义达

  苗疆,“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自秦汉始,苗疆一直游击战离在中央直接管辖之外,至明清,对苗疆的开发,导致汉苗矛盾激化,苗民起义频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有明一代276年,苗民起义达30多次。

  在一些年龄稍大的湘西人的话语中,常常称凤凰为镇竿。“伙计,到哪里去呀?”

  “上镇竿去!”著名作家沈从文对他的家乡镇竿,作过一番描绘:“一个好事人,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竿’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口……”

  苗疆,“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自秦汉始,苗疆一直游击战离在中央直接管辖之外,至明清,对苗疆的开发,导致汉苗矛盾激化,苗民起义频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有明一代276年,苗民起义达30多次。

  苗疆边墙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吉首市境内,其中从起点亭子关至三炮台属凤凰县管辖,此段边墙总长度超过300余里,余下边墙至喜鹊营止属吉首市管辖,长度超过百里。其中较远的外围军事设施(屯堡、城堡、炮台、碉卡、关哨等)经现在的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芸乡、湘西自治州境内的花垣县、保靖县,形成一个近圆形的强大军事防御体系。

  边墙、炮台、哨、碉卡、屯堡、城堡各有其用。边墙主要起划分苗汉疆界和军事联系的作用。发挥军事防御作用的主要是设在边墙周围的炮台、哨台、碉卡、屯堡、城堡。作为中国南方的一种军事防御体系,共同保卫该军事防御体系核心——凤凰城、乾州城,构成凤乾二位一体的凤乾防御体系。

  衙门所在地,其下还有两个分指挥中心,即乾州城、吉卫城。凤凰,又称镇竿,唐属渭阳县。作为南方长城整个防御体系指挥中心的古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改建为砖城,开四门,各覆以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始建石城,周长2公里有余,均系红砂条石岩错缝叠砌,石灰糯米浆拌桐油勾缝。城外墙高5.7米,顶宽3.7米,垛墙高1.4米,垛高0.8米、间距0.8米、厚0.6米。开四门,东曰“升恒”、南曰“静澜”、西曰“阜城”、北曰“壁辉”,各设门楼,青砖砌筑。

  作为分指挥中心有乾州城、吉卫城。乾州可谓固塞要害之地,它“四面环山,武溪潆绕”。吉卫城,位于花垣县南39公里的吉卫镇,系土筑城墙,墙基宽10—12米,顶宽3米,残高4—10米。城壕系人工挖造,可取土均用以夯筑城墙,更提高了外墙面的高度。

  凤凰古城源自唐代渭阳县,在元代,随着五寨土司的设立,成为湘西苗区土司重镇。明至清中期,在承袭元制的基础上,因汉苗冲突日益激烈,古城被进一步加强了地区军事政治中心与“苗疆”前哨的地位;进入清代中后期,随着湘西地区冲突缓和,城市逐渐转变为地区行政与商业中心城市。

  凤凰古城发展建设最重要为明清时期,格局与城墙等重要设施均在此时基本形成。当时的重要动因是凤凰在湘西汉苗冲突中,作为“苗疆”军事指挥中心地位的确立。随着这一地位的发展,还在凤凰古城周边修建了一大批城池、营寨、堡垒及“边墙”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设施系统。

  作为镇竿镇城,凤凰古城是其中的指挥中枢。它的发展、形成与周边设施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

  在这一区域防御系统中,明清时曾分布有湘西地区“两厅三县”。自湘黔边界至凤凰县东北,全长约190公里,其有1100余座城堡设施,其中城堡约470个各类遗址,包括镇城、营城、汛城、屯堡、哨卡与“边墙”等。其指挥中枢在凤凰古城,历史记载中的各类设施80%在凤凰县境内,现在遗存中有90%位于凤凰县内。设兵备道机构和常驻总兵。一镇辖三协会,协管营汛等,各配以官职与驻兵,形成一套完整的城防、屯防制度。

  镇是明清军队编制,相当现在的军级,全国共十二镇,湖广省四镇,军事长官为总兵(正二品)。镇竿镇总兵驻镇竿(今凤凰县城沱江镇),辖八营(中左右前后、晃州、绥安、长安)、三协(沅州、靖州、绥宁),协的长官相当副师级。

  有人说,凤凰古城是座刀枪库。该县文物局局长滕跃进对此的理解是,古城文化的根基是军事文化。2月19日下午,在南长城的端点,凤凰阿拉营镇化眉村的亭子关,杨文昌说,“我们从小是听着枪炮声长大的,老一些人还讲,男人长大后,最光彩是参加‘竿军’用脑袋换银元换媳妇。”竿军,是很多凤凰津津乐道的。

  据滕跃进、陈启迪编写的《边城风云百年竿军》记载,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短短的36年间,就从“竿军”里拔出20人提督,其中7个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21个总兵,43个副将,31个参将,73个游击等三品以上军官,民国时期,“竿军”又冒7个中将,17个少将,230个旅团以上军官……

  这看似鼓舞人心的荣誉,其实连着一段悲剧性的历史,那便是由清末实行的“屯田养勇”制所造成的“全民皆兵”的社会形态下凤凰人的生活。

  乾嘉苗民起义后,清政府在已损毁南方长城沿线修建汛堡、屯卡、碉楼、炮台、关门一千几百座,其中凤凰境内修筑了八百余座,征得屯田六万亩,养屯丁四千,战丁一千,苗兵二千,共计七千人之多,加上朝廷总镇约四千人的兵额,当时凤凰十万左右的人口有一万人常年兵役在身,比例高得惊人。

  屯丁分田到户,且耕且守,战丁专事操练,由屯田佃租中拨粮关饷,数以万计的凤凰人就这样被屯田的绳索牵在朝廷的战车上,以致使当兵吃粮成了世代传统。凡有兵役的人家门口,都钉上一块白木小牌,上边用红字记有服役人的姓名、年岁和身份。在街头巷尾一路看过去,几乎家家都有这么一块“光荣牌”,并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份银子和一份口粮。“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的状况,断绝了凤凰人另操他业的一切通道,只剩下以血肉之躯来换取生活这一条路子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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