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一书

  钱穆先生喜欢说:中国的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西方的史学是以“事”为中心的。这话,或者经不起严格的推敲:至少,何谓“中国的史学”、“西方的史学”,没有时、空的细致界定,或不无“口吐真言”的嫌疑。然而,跟从钱先生的“文化史”思路走上一遭,却愈咀嚼愈感到别有深味。传记曾是传统中国史学之大宗,至今仍是深为“大众读者”喜好的畅销书。惟自史学向“社会科学”靠拢之后,所谓“问题意识”压倒一切,对于专业史家而言,更接近于“叙事”的人物传记实有些“小儿科”的意思。偶尔弄弄,也都带着点“普及”的心态。不少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指导初学者,也常令先写人物,视之为便宜途径。人物传记在历史研究中地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历史观的影响有关。不论自觉与否,对于不少学者而言,历史舞台的主角早已不再是“人”。“世界精神”(黑格尔)、“历史规律”(马克思)、“结构”(布罗代尔)、“权力”(福柯)等等非人的因素才是铸造历史面目的真正原因。这样一来,人在实际上成为造物的傀儡,尚有何立传的必要?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则人物传记必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写任何“非人”的“历史”,背后讨论的其实仍是历史上的“人”与“物”(“物”字取其广义)的关联。即使在“传记”这一领域中,传统由“精英”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开始在晚近的历史研究中渐呈式微之相。20世纪以来,在国际史学界,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英雄史观的衰落,“匹夫匹妇”的历史获得更多关注,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是诸如清代山东郯城县一个无名农妇的遭遇(见美国史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过去一向为人追捧的伟人反而被专业史家所冷落。诚然,历史不是少数杰出分子的专利,以往被迫“失语”的人们也应该有其“发声”的场所,下层民众的研究在不少方面纠正或至少补充了既存历史的面相,使历史变得更为饱满和圆润;且这一趋势在中国史学界还处在萌芽状态,仍未成气候,好的研究著作尚待将来,正该是学界大力扶持者。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提醒的是,“精英”和“民众”的区分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中也仍有其意义,前者虽有可能由后者所造,却也因此较后者更具能展现“时代精神”。因此,在为小人物提供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大人物与时代的关联,仍是史学家不可逃避的课题。就上述两点而言,罗志田教授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一书都具有别样的启示意义。谁也知道,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英雄,长处风口浪尖,一随潮流波荡。仅仅在近十年中,在大陆上出版而以“胡适传”为题的著作就有五、六种,研究其思想或学术每一方面的作品更多,与胡适有关的讨论更是多到不胜枚举。此外,《胡适文集》、《胡适日记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资料也大量出版。这一现象表明,至少在中国目前的学术主流中,“伟人”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也为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新书,不但必须更为贴近胡适的真面貌,且须发人所未发。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又不能是信马游缰的虚构,而必须在既存所有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做到既能深入挖掘,又不深文周纳,其难可知。

  比起众多的同类著作,罗教授这本书利用的均是常见材料,却能令人有耳目全新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对胡适心理的把握有关。作者在其他地方曾经说过,精神分析是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训练之一。全书的第三部分《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是予人印象最深的篇章之一。作者从青少年胡适所处的家庭环境和校园经历入手,剖析了胡适徘徊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人生道路的心理根源。经此分析,胡适一生诸多令人困惑不已的“矛盾”涣然冰释。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此过程中,并未使用诸如“潜意识”、“下意识”之类的精神分析术语,而是采用历史学最基本的叙述方法,如同一位引领读者进入胡适内心世界的导游,既不失深刻,又平易近人。

  罗著《胡适传》的特点之一,便是作者对传主的心理细致入微的体贴。20年代初,胡适一度恋上表妹曹PEI(“佩”字,去人字旁,换斜玉旁)声,心情大好,“性情举动与平素截然有异”:某日,张君劢初见陈衡哲大为倾倒,“适之不禁狂笑”。作者指出,“胡适自小斯文内向”,此时却“既笑且狂”,“活泼泼的”,“实在不多见”。事实上,这段文章在罗教授的著作中亦属“不多见”的“活泼”之作,或受到传主的感染,笔下也不由欢快了许多?然而,这番看似突如其来的妙笔,实际上又是建立在对胡适一生行事的了解之基础上的。

  作者注意到,胡适的自我认知与他的读者所读出的胡适其实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较大的距离。因此,研究胡适和他的时代,不但要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也要“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正因有此自觉,作者才能不被胡适的读者或胡适本人所牵引,在人与世的互动中开掘一个不为人所熟知却又最贴近历史。 答案补充 字数超出限制了 答案补充 王国维曾说,为学当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研究历史人物,尤当如此。不入,则终究是山外看山,莫明所以。不出,则又有执著之蔽,看似入了人心,其实还是徘徊心外。罗教授对胡适的研究,并不仅仅着眼于胡适本身,而是建立在他对20世纪(尤其是其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历程把握的基础上的。即如前述胡适的一场“婚外恋”,也绝不是为了满足市民报纸“八卦”版的需要,盖此事虽“属个人隐私,但胡适对近代这个太重要,而这一段‘率性’之事,又与胡适在那段时期对自身今昔的反思有直接关联,不可不述”。换言之,作者在写胡适的同时,着力和着意之处,均不啻在写一部晚清民初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这么说,并不等于胡适就是历史的成功者——至少,他并不永远成功。相反,晚年的胡适曾云,自己“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前人写胡适,不论是褒是贬,多注意他“得意”的一面。罗教授这本书,却在最后落脚于其“失望的心情”。这和钱穆所说“不做事”的人如严子陵也可以跑上中国的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史学自司马迁开始就注意到失败的英雄,那背后于同情而外,或不无注意到“世变”的含义。 答案补充 正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也在创造英雄。知人可论世,论世亦可知人。罗教授这本书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不把胡适孤立起来,而是将传主放入其时代语境中,既看到伟人影响世道的一面,也看到时势如何塑造英雄。全书的第二部分“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值得细读。它不但为胡适的一生所思定下了基调,也是罗教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提纲挈领之作,构成了作者近十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读者有意,借此章转入罗氏的其他著述,大概也可获得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阅读乐趣。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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